庄子的追问：个体独立与心灵自由

　　有学者说，命运问题——亦即人的“安身立命”问题，是一切哲学的核心。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看，此言甚是。回溯文化的源头，如果说儒家哲学更多着眼于人作为群体的“安身”问题，道家哲学则于人作为个体的“立命”问题探讨更多，尤其是庄子，他以“做减法”的思维方式（或如冯友兰所说“负的方法”）深入追问和探求个体独立与心灵自由等终极问题，在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　　“命运”主题的发现

　　没有人能逃离他的时代，从思想探索的角度来说，此言不虚。就庄子而言，其奇妙瑰丽的哲学，即是对其所处时代的省思，同时亦是对大时代中个人命运的叩问。

　　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，与孟子处于同一时代。自春秋时期开始的权力下移和政治分裂至此愈发严重，周王室已完全丧失对地方的控制，名存实亡，诸侯国之间征战兼并、称王称霸，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都处于持续的动荡之中。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抵会有两种思想倾向：一者出仕建言、扭转乱世；一者出世避乱、明哲保身。两相比较，孟子走的是头一条路，而庄子选的是后一条路。

　　庄子的选择首先基于他对自然生命的领悟。在讲述孔子向老子“问道”的故事时，庄子曾借老子之口说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郤，忽然而已！注然勃然，莫不出焉；油然漻然，莫之入焉。已化而生，又化而死，生物哀之，人类悲之。”（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）在庄子看来，人的一生好比透过缝隙看奔跑的白马，不过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，蓬蓬勃勃地出生、成长，落落寞寞地衰老、死去，生死只是一瞬之变化，而人类却为了这一瞬之变化哀恸、伤悲，实在是不明智。

　　庄子的选择还基于他对世俗生活的警惕。在讲述崔瞿向老子“问治天下”的故事时，庄子再次借老子之口说：“下有桀、跖，上有曾、史，而儒、墨毕起。于是乎喜怒相疑，愚知相欺，善否相非，诞信相讥，而天下衰矣。”（《庄子·在宥》）桀和跖分别是暴君、盗贼，曾和史分别是孝子、忠臣。社会上，喜者怒者相疑，愚者智者相欺，善者恶者相非，诞者信者相讥，人人竞逐义利，事事辩个是非，天下衰乱可见一斑。

　　对生命短暂、人生无常的深刻体悟，对世事浑浊、天下衰乱的清醒认识，都使庄子有足够宽广、深邃的视野观察和思考人生：既然自然生命不受控制、世俗生活尔虞我诈，那人生的意义何在？“我”又该如何安身立命？换言之，“我”到底能在何种层面、以何种方式把握自己的命运？

　　庄子思考的结果是“解韬堕帙”“无撄人心”，也就是放弃天生的肉体负担，解除世俗的人心桎梏，余生全部用来追求个体独立和心灵自由。

　　走出“比较”的误区

　　庄子发现，人总是喜欢比较，以己之长短比之于人之短长，而这正是通往个体独立和心灵自由的“误区”。


　　在《庄子·逍遥游》篇中，庄子讲了大鹏南徙的寓言。北冥之中有一只身长不知几千里的大鱼，名鲲。鲲一朝变身为背长不知几千里的大鸟，名鹏。每当海动之时，大鹏便展翅南徙。庄子援引《齐谐》的记述说，大鹏南徙时，得划水三千里才能升空，升到九万里高空才能正常飞翔，整个南徙过程要耗费半年光景。这引来了知了和乌鸦等小鸟的嘲笑：“我们想飞便飞，想飞往榆树就飞往榆树，想飞到檀树就飞到檀树。如果树远，一时飞不到，就落地歇一歇，然后再飞。何必为了南徙腾空九万里呢？”

　　对此，庄子评论说，世间万物的确存在差别，好比赶路，若只是去一趟郊外，路上最多也就吃三顿饭，回来的时候肚子还是饱着的；要是赶百里路程呢，那就得多备点干粮，因为白天怕是赶不回来；而要是赶几千里路程呢，那就得准备三个月的干粮，不然路上怕会挨饿。

　　根据路程远近准备干粮，这样的道理人人都懂，可是同样的道理搁在其他事情上，人们怎么就糊涂了呢？大鹏一展翅即飞出成千上万里，这既不能说明它有多勇武，也不能说明它有多笨拙，实在是因为它生就如此庞大的身躯和翅膀；知了乌鸦只在树林之中起落穿梭，既不是因为它们灵巧，也不是因为它们格局太小，实在是因为它们生就了如此小巧的身躯和翅膀。

　　由此，尽管大鹏和小鸟有所区别——身躯大小和体态不一、飞翔高度和距离有别，可是就适合各自的“天性”来说，它们又没什么不一样。既然各适天性，那它们的逍遥之情，也就没什么不一样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大鹏和小鸟不具可比性，既不需要比较，也没必要相互羡慕或嘲笑，它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够了。

　　当然，要做好自己，首先得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的天性和欲求，并拒绝与之无关的外界诱惑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庄子还讲过一个故事。尧曾想把天下禅让给当时的贤人许由，可是许由拒绝了，他说：“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！予无所用天下为！”能得天下，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！可许由偏偏不要，他明白自己，懂得拒绝。

　　能明白自己天性自足，能拒绝外界名利诱惑，如此，便能走出“比较”的误区，实现人格的独立完整和心灵的自在逍遥。

　　摆脱“是非”的迷思

　　庄子的另一重发现，是人总喜欢争辩，以己之观点压倒彼之观点，而这亦是通往个体独立和心灵自由的“迷思”。

　　在《庄子·齐物论》开篇，南郭子綦凭几坐忘，凝神遐想，仰天而叹，妙悟自然，那怅然若失的样子就像丢失了魂魄一般。子綦的学生颜偃立侍于前，看到老师的样子非常惊异，于是上前询问：“形同槁木就已经很难了，老师是如何做到心如死灰的？”——正如学者所普遍指出的，“形同槁木、心如死灰”显然是庄子所理解的坐忘的最高境界。


　　子綦说：“颜偃问得好，有进步。昨天我坐忘时形同槁木，忘了外物的存在，今天坐忘心如死灰，我连自己的存在都给忘了，这一点你能明白吗？”子綦进一步解释说，坐忘是分层次的，形同槁木是较低层次，而心如死灰层次则相对较高。这就好比音响声律，从“人籁”“地籁”到“天籁”，层次也是一步一步提升的。其中“人籁”最好理解，就是人吹箫所发出的音响，宫商异律，短长不一；“地籁”，是风吹万物发出的音响，相较“人籁”变化万千，奇妙难言；可是有分别、有优劣的音响还算不上最高级的音响，最高级的音响是“天籁”，是万事万物自身的律动——物物顺其自然，人人率性而动，固然气象万千，各自足无待。

　　庄子认为，人们执迷于“人籁”“地籁”，也就是执着于音响的高低、优劣，以这样的心态倾听“天籁”，是不会有所收获的。坐忘的道理也一样。要想做到“心如死灰”，就不仅要忘掉外物的存在，还要忘掉自身的存在，使心灵徜徉于无分无别、无执无着的自由之域。

　　此等境界何其难也！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总有分别之心、评判之心、是非之心，总是执着于分别、评判、是非。“是”是“是自”，即认为自己是对的；“非”是“非彼”，即认为别人是错的，只要有“自—彼”（“我—你”）的意识，便会有“是—非”的分别，二者相竞相争形成恶性循环，是是非非永远争不出一个结果。

　　既然如此，那取消相对概念中的一方、使另一方“无对”不就行了吗？用庄子的话说：“彼是莫得其偶，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”跳出恶性之循环，跳到“环中”，没有了“我”也就没有了“你”，没有了“是”也就没有了“非”，如此，便可以不变应万变，以无是无非的心态应对外界的一切是是非非，享受心灵的自由和逍遥。

　　余论

　　生逢战国乱世，庄子以其对自然生命的深刻体悟和对世俗生活的高度警醒发现了“命运”这样一个哲学主题。终其一生，他都在追问和探求：到底该如何“安身立命”？究竟该如何过好此生？

　　如果说儒家哲学倾向于在世间和人伦关系中安顿人生，那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则另辟蹊径，他不断地告诉人们，要从世间、从人伦关系中跳脱出去，去追求个体人格的完满独立和个体心灵的自在逍遥。

　　庄子不是信口开河，庄子哲学自有其独特的思考视角和严密的论证逻辑：想实现个体独立，首先要明了并接受自己的天性，走出“比较”的误区，拒绝外界的诱惑；想实现心灵自由，首先要知晓并确立“天籁”的地位，摆脱“是非”的迷思，物我两忘，是非双遣。

　　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、人们生活压力日益增大、心境心态浮躁难安，庄子的智慧在当今益发凸显其价值。也许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出离这世间，事实上我们也并不必要出离这世间，我们只需要在烦琐细碎的日常生活中，时时提醒自己庄子曾阐扬过的至理：按照自己的节奏，去做该做的事情！